第4章

第二天一早出门时，我不仅仔细检查了石阶，还查看了窗台的壁凹处，却不见那个发光的虫子。我暗想，如果今晚它还回来，那就预示着我和我那漂亮的邻居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直接去了校长家，他曾邀请我去他那里讨论一些有关远足旅行的事情，况且他还是她的远房亲戚。

时值假日，所以我看到他在屋前的菜园地里，头戴一顶巨大无比的草帽在那里劳作。显然，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就天气相互寒暄了一阵，这似一种约定俗成，接着，他问我去过哪些地方，很快他又提到了一些我不知道也暂时记不住的步行路线。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午饭后同他一起出门的提议。

他一路都很——除了kreuzfidel（德语：莫名兴奋）外，没有其他词语可以描述他的状态。可见他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可能在旅店花费的时间要多过在学校花费的时间——那些年的回忆是他一生的骄傲。他一首接一首地哼着《学生音乐书》里面的歌曲，很多歌都没什么特殊意义，比如——

大厅的

墙上，

有一只老甲虫，

你看它多么意气扬扬，

你看它欢快地起舞。

后来，他借机唱一些战争年代的歌谣。当我上山的时候加快脚步，把他丢在后面之时，他就会冒出一段1813年的萨克森地区的嘲弄曲段——

且慢行进，

这次让奥地利人有机可乘吧。

而当我停下来，他就会唱——

汉尼曼，

你在前面走，

你的靴子高到足以抵挡袭击。

这是1964年的苏维埃歌曲，尤其是“汉尼曼”这个称呼对丹麦人来说是非常不入耳的，而这个感觉迟钝的德国人却没注意到；可同时他看起来又如此和善，不过带了几分激昂的爱国情感，所以我无法和他怄气。在我们中途休息时，他总会说起他的学生生涯和战争经历，而在讲到后者时，他的语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平和。

“是的，你说得很对，这种烟草好极了，”晚饭后他一边点着他的烟管一边说道，“你怎么看待我与这种烟草的神奇偶遇？那些年，这种烟草品质比现在要好；它几乎风行了整个德国——老砖牌烟丝。我想我已经跟你说过，那年，我肩膀中了一枪，躺在福伦斯堡的军医院里，在我开始痊愈时，他们才许我抽一小斗。在继续讲我的故事之前，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个题外话，我出生在阿尔特斯塔，我母亲常常从那里给我寄一些好东西；因为不用出运费，所以她常在大篮子里放上一捆这种烟。回到我的故事：我点燃烟斗，在烟丝还没完全燃起来之前，我旁边的先生——他是丹麦人，在都贝尔坐过牢，而在牢里他差点儿死在刺刀下——就从枕头上微抬起头来开始用鼻子吸；我深知他并不反感这烟味，因为他满足地抱着手。我用尽全力地深吸了一口，他也紧跟着吸了一口气。他说道：‘我的天。’‘怎么了，’我回复他，‘闻起来有硫黄味吗？’‘不是，’他用非常标准的德语答道，‘要是你抽的不是老砖烟我就去吊死。’‘这次你不用吊死了，’我对他说，‘对了，你怎么知道老砖烟？’‘我想我应该知道它，’他回答，‘因为我在阿尔特斯塔待了两年，那时我在跑生意——我是一个钟表匠。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抽到过那种烟，直到今天，当我再次闻到它，我就会感到自己好像又和我亲爱的斯托奇师傅一起，坐在天鹅广场和斯密斯街道的转角处。’‘什么，不可能！’我惊呼道，差点儿把烟斗摔在地上。‘我怎么会骗你呢？’他说。‘什么，你是说，你在我父亲手下干活儿！’——你怎么看这件事？我们谈起这件事时，我就想起了他，尽管他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典型的汉尼曼式大胡子……最后，我给了他一斗烟，我本可给他一颗滚烫的子弹。”

这个故事结束时，我抓住机会——如果真可说存在的话——问了一些关于他亲戚的事，在听了一大篇家族史后，我终于得到了回报，听到了明娜·雅格曼的名字——“那个和一群格莱茨人住在一起的漂亮女教师，我想你已经见过她了。”

刚开始的时候，校长所描述的都是一些平凡而乏味的信息。

她父亲曾是一个大型公立学校的老师，一年前去世了。她母亲通过租出房屋，而她则通过给外国人和口语班等上课赚一点钱贴补家用。现在，她一改过去的作风，接受了家庭教师这样收入丰厚的工作；此外，她和母亲一起住在德累斯顿的一条小街上。

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平淡无味，因为我早在心里为她设计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经历。

“无论如何，把这样一个纯洁的女孩和那些外国人联系在一起是不值得提倡的。”他一边说一边掸落烟斗上的烟灰。

“为什么不能呢？”我饶有兴致地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将会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不愉快的事发生。”

“雅格曼小姐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的确有过。有一个年轻的画家，也是丹麦人，他是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他背弃了她，而她本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是这样吗？他们订婚了？”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订婚了，我也没有仔细盘问过这件事，我只是从苏菲阿姨那里听说的；你可能还记得，我提起过她的，她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他们会结婚；可是他走了，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音信。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他在巴黎上过美术课，巴黎可真是个罪恶之地。也不是说德累斯顿就非常……我想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但是巴黎，天哪！简直就是糟糕的地方；我们对之无比厌恶，德国人在那里几乎就无法生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订购我们的啤酒；他们根本就仿制不出来，即使他们很想这样做！那天，法国人又关闭了边界附近的一座工厂，因为它是一个德国人所开的。这根本就没用！正如你所见，没过几年我们又去了那里。听我说，你注意到俾斯麦那天说什么了吗？”

这会儿他沉浸在了政事中。

说实话，我此刻急切地想要听他说那个来自德累斯顿的年轻女孩的故事，还有那个丹麦画家，而不是有关德国入侵巴黎那些最真切的信息。我问他是否记得那个画家的名字，他却没有回答我。

回程途中，我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那个校长的话搅乱了我的心思。一方面讲，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我的猜疑得到了证实，我感到很欣慰。而另一方面，我不太喜欢这个插曲，尽管这和我没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仍然……我突然想起关于那本口袋字典的奇怪的小插曲，那本字典似乎是雅格曼小姐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在旅行中还是走路时，它都陪伴着她。我猜想是Postilion d'amour（《爱的使者》）在驾驶着这辆语言的汽车，在那里，最华丽的词和最平凡的单词比肩而坐。她在学习那个画家的母语时，会不会如实地保留那份珍贵的回忆？又或者她还希望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也许她自己也不清楚。

我想起了那只发光的小虫子，它夜复一夜、坚定不移地在同一个地方守望，把它的光芒投放进黑夜里，给自己做伴。

我走近石阶，遇见从石阶角落里传来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