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开国与固权(14)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崇祯赐给了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
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皮岛是辽东南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卫护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崇祯二年(公元1628年)七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皇太极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远,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在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清军交战。
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清军接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清军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
崇祯见清军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清军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拼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顷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就算不是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此时,清军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泼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军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清军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有的将士还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既不奉明诏,于狱写发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作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您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您回去收复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的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卢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辨冤求情的人极多,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作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评议】
一般认为,袁崇焕之死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崇焕部将谢尚文伪造通敌证据而致,但细细推测起来,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崇祯刚愎自用,如无他的授意,一个小小的温体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杀袁崇焕。恐怕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崇祯刚愎,不肯认错,不肯做服输的表示吧!
刚愎之君,崇祯至为典型,后来在同李自成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虽宵衣旰食,面上绝无昏庸淫乐之君的样子,倒是显出一副明君的派头,但细细想来,他所作决断大多出于一己的猜测,且不听人言,心胸极其狭窄。在杀袁崇焕十五年后,崇祯自缢于煤山,其时只有一太监相随而死,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刚愎而失人心,以至于此!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群众的眼睛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是雪亮的,但芸芸众生的眼睛时刻都是亮的吗?“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若袁崇焕英魂不泯,他是怨清军、怨崇祯、怨温体仁还是怨民众?抑或无所不怨而又一无所怨呢?
若发一声历史的浩叹,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若想去解释一下这漫长的古代史,就会发现哪种理论都无法使人满意。也许,它本来就是一段无头的冤案!
人性的弱点与以少胜多
【引言】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历来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国人看来,事物没有一定之规,事物的变化是依靠不同的情况而定,中国人讲究“非唯天时,抑亦人谋”,十分重视“变”,十分善于把握“变”。因此,在中国人看来,人数的多少,势力的大小固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创造出了那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事典】
明朝末年,关外清军的势力日益强大,但总的力量对比仍然是清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为了加强对清朝的控制,明朝政府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努尔哈赤的战争,但明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腐败状况。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被任命为统帅,调集军马,征集粮草,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筹备时期,至年底,明军准备停当,决定兵分四路出击。四路的主将是:北路以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率领两万余人,从靖安堡出发,攻清的首府赫图阿拉;西路以山海总兵杜松为主将,率军两万余,由抚顺出关,从西进攻;南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统兵两万余,从鸦骨关出发,由南进攻;东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带兵一万余,从东进攻。明军全军共十万多人,对外号称四十七万,声势浩大。
努尔哈赤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六万多军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然而,努尔哈赤曾多年与明军打仗,他凭多年的经验和所掌握的军事情报分析,明军人数虽比自己多,但因明军纪律涣散、军心不振,战斗力并不强,尤其是在作战部署上,明军不是集中一路来攻城,而是分四路进军,兵力分散,犯了兵家之大忌,所以,只要制定正确的策略,打败明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召集诸将商量破敌之策,努尔哈赤提出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他说:“明军虽然人多势众,但由于兵分四路,每一路的军队并不多。在这四路明军中,由抚顺而来的一支是他们的主力,我们只要打败了这一路敌军,其余各路就不难对付,甚至会不战自退。”因此,他决定只派少数军队阻滞明军的北、南、东三路,使他们不能迅速前进汇合,而把绝大部分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明军主力,这样一来,清军对明军反而形成了六万人比三万人的明显的优势。
西路明军主将杜松并不是平庸的将领,曾经打过不少胜仗,也算智慧有方,然而,这次用兵,他却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犯了轻敌的错误。为了抢首功,他没有等待与其他部队一起出发,不顾四路军的配合行动,而是自己提前出兵,径直向努尔哈赤政权的都城赫图阿拉以西的萨尔浒扑来。当时,努尔哈赤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断定明军会进攻萨尔浒以东的界凡城,因为界凡城是联系赫图阿拉和萨尔浒的枢纽,也是都城的外围屏障,因此他派兵构筑界凡城的防御工事,以防明军攻陷界凡城,并在界凡一带集结、部署下伏兵,准备设伏。果然,杜松在到达萨尔浒之后,立即向界凡城进击。杜松此时再次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留下两万人驻守,自领一万人向东攻取界凡,这样一来,兵力就更加分散。而这正是努尔哈赤求之不得的,努尔哈赤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成全。
当明军的一万多人进入努尔哈赤的伏击圈后,八旗兵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他们以两倍于敌人的兵力突然杀出,人人鼓足勇气,志在必胜,明军片刻间就溃不成军,纷纷逃窜。明军主将杜松控制不住军队,结果陷入重围,最后被杀。清军乘胜进攻萨尔浒的明军,因主将已死,人数又悬殊,明军毫无斗志,结果明朝的西路军全军覆没。
在消灭了西路明军后,努尔哈赤乘胜率军北上,迎面打击马林的北路明军。此时,清军以得胜之师、优势之师和保卫家园之师来对付军心涣散的明军,其结果可想而知。两军在尚间崖、斐芬山展开战斗,结果明军大败,多数兵马被杀,主帅马林只身逃到开原。北路明军彻底失败。
努尔哈赤解决了这里两路明军,东路明军在刘铤的率领下才刚刚到达离赫图阿拉五六十里的地方,这实际上是给努尔哈赤创造了一个打胜仗的机会。努尔哈赤立即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代善和皇太极率部兼程向东南进发,沿途集结各路军队,集中了三万多兵力,埋伏在明军将要经过的山谷中。等刘铤的部队进入伏击圈,优势兵力的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四下冲出,把明军打得晕头转向,刘铤在混乱中被杀,东路明军也在顷刻间瓦解了。
这时,明军统帅杨镐才得知明军失败的状况,因军队损失了四分之三,已无法与清军对抗,只好急令南路主将李如柏撤退,清军没有追击,使这支明军没有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