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妃·牡丹

文学意象“杨贵妃”在日本的流布——以日本五山文学为中心

姚晶晶

摘要：在我国古代，安史之乱以后到唐末五代是禅宗的极盛时期。宋元时期，禅宗仍广泛流传，并东传日本，影响深远。日本在吸收中国禅宗思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我国文学精神。因而，以五山禅僧为主体通过禅宗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掀起了汉文学风潮，产生主导当时日本文坛的“五山文学”。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诗与禅”相结合的意境，当然这也是日本五山文学的真实写照。文学意象的灵活运用更是给五山禅僧的文学作品增添了不少韵味。本文以“四大美女”之一——唐代杨贵妃为例，试图以历史和文学相结合的方法，从明确相关概念释义的角度出发，探寻其文学意象在日本的流布。

关键词：汉诗；杨贵妃；文学意象；日本禅僧；五山文学

Abstract：In ancient China，the heyday of the Zen sect of Buddhism started with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ended with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 Zen sect continued growing，and even spread to Japan.It had a profound impact there.When absorbing the philosophy of the sect，Japan inevitably took in China’s literary spirit at the same time.By accepting China’s outstanding culture through the Zen sect of Buddhism，the group of Gozan Zen monks initiated a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 from which emerged“Gozan Literature.”This type of literature took a leading position in Japan’s Chinese literary field at that time.Therefore，the combination of“poetry and Zen”was reflected in literary creation.This was also a true portrayal of Japanese Gozan Literature.Flexible use of literary imagery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ry charm of works by the Gozan mon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one of the“Four Great Beauties”，Yang Guifei of the Tang Dynasty，as an example of this literature.By combining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ture methodology，the paper examines concrete reciprocal translations to try to explore the spread of such literary imagery in Japan.

Key words：Chinese poetry；Yang Guifei；Literary imagery；Japanese Buddhist monks；Gozan Literature

引言

“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注：梁晓虹：《日本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禅”原本是印度佛教哲学体系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成为宗派的是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广为传布所致。某种意义上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即“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注：楼宇烈：《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禅宗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性清静、空寂，心中灵明的佛性永不泯灭，只要静悟，心中佛性就可成佛（注：姜文清：《东方古典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实际上从奈良时代（710—784）起，中国的禅宗开始传入日本。但是，旧佛教统治时期，禅宗在日本未能形成独立的宗派。直至日本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武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禅宗提倡“难行”、“自力”和“悟道”，受到武士阶层的青睐（注：张文宏：《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2卷第6期，第15-16页。）。与此同时，大批日本禅僧，不畏鲸波，来到中国，学习吸收我国禅宗文化，扮演着文化交流传播使者的角色，无论在日本历史发展还是文学创作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日本五山文学

唐朝时，日本遣唐使就源源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中国制度和先进文化，其中主要的媒介当然是遣唐使以及他们所带回日本的大量书籍。这些书籍不仅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是承载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工具，更不用说它们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甚至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注：姚晶晶：《日本五山禅僧诗文中的西施》，杭州研究，2013年第28卷第4辑，第72页。）。后来，宋元时期，日本禅僧来华巡礼求法，归国时携带大量佛教经典。中国禅林素来存在禅宗与文学相结合的现象，故而衍生出禅林文学。这一特点传入日本，日本禅林也盛行文学之风。

“五山文学”一词最早由北村泽吉（1874—1945）提出，只是概指日本五山十刹的禅林文学，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首先定义“五山文学”的人是上村观光（1873—1926）。之后，五山文学的概念在日本学界被广泛使用，但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另外，大多数中国学者并未对五山文学做严格的定义，只是认为五山文学是以五山僧侣为主创作的汉文学（注：江静：《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商务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347页。）。当然，以禅宗僧侣为主体的五山文学是禅宗与日本文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影响和作用相当深远。不少日本学者认为，五山文学比平安王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文学无异（注：［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2页。）。当然，对于这一观点，我们还是需要辩证地认知，才能准确地理解日本的禅林文学。

日本五山文学以诗文为代表，五山禅僧创造的禅林文学有着独特的“禅风禅骨、禅意禅趣”意境。由于这些僧侣大部分都是五山派禅僧，后世学者将其汇编整理为《五山文学全集》。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的世俗化，普及的不仅仅是宗教的禅、哲学的禅，而且是文化的禅、文学的禅。禅的思想，不仅被作为宗教，而且被作为文学艺术思想来接受。因此，日本中世的禅林文学有着其独特韵味，包含了宗教、哲学、文化和文学等多方面的含义。虽然，日本五山文学的成就较之前的平安汉文学而言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延伸，但是远不能与成熟鼎盛的江户时代汉文学相比，然而，三百余年的五山文学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推进了汉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点，是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注：张文宏：《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2卷第6期，第18页。）。

二、文学意象“杨贵妃”东传日本

首先，关于“文学意象”一词的理解，按照字面意思，实际上是“文学”与“意象”的组合。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意象”，在我国古代，它最初是从哲学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意象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术语，第一个提出来的是刘勰（注：刘勰（约465—520），汉族，生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等，其著作《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此后，我国的一些文艺理论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不断丰富其内涵（注：凌珑：《文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美国著名学者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注：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代表性著作为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该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印，并且广为东西方学者们所引用和讨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作为总结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四要素至今仍不断被学者们应用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说：“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是最含糊的术语。”（注：［美］M.H.阿伯拉姆著，曾忠禄等译：《简明外国文学词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在比较文学中，意象的名词解释是：所谓“意象”，简单说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即融入诗人思想感情的“物象”，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以为的具体形象。一般来说，我们在诗歌文学鉴赏中会经常使用“意象”这一术语。结合本文主要讨论的文学意象——“杨贵妃”，这里不妨特定地认为此处的“文学意象”是关于历史人物——古代“四大美女”（注：四大美女：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即西施（春秋）、王昭君（西汉）、貂蝉（东汉，又称后汉）、杨玉环（唐代）。四大美女素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誉，形容她们倾国倾城，绝代风华。其中含有的历史典故依次为：“沉鱼”，指西施浣纱的故事；“落雁”，为昭君出塞的故事；“闭月”，即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是贵妃赏花的故事。）之一杨贵妃的形象、行为活动及其与之相关花草类等诗歌意象。

首先，我们从史学视点简要了解一下杨贵妃其人。无论是正史别传，还是民间传闻，围绕杨贵妃的籍贯、姓名和生死等有多种说法，历来意见、观点不尽相同。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和通史《资治通鉴》中确有记载其人。根据《旧唐书》中记载，贵妃“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安史之乱时，“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瘗于驿西道侧”。但是，《新唐书》中记载：“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贵妃的结局为“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由此可知，正史记载有所出入，并没有明确记录杨贵妃的籍贯和名字。另外，其生死之谜也在民间也广泛流布。

尽管围绕杨贵妃的故事仍存在着扑朔迷离的情节，或许历史人物本身带有传奇色彩，不过这些都不会影响文学创作，反而更扩大了想象空间，尤其在中日两国的戏曲创作中大放异彩。其实，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唐朝社会文化的热衷和喜爱可以从他们对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文的追捧中窥知。我们也能够想象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在当时日本的风靡程度。此外，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之前，唐朝中期史官柳芳所编唐史《唐历》于9世纪便流传到日本。根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用《唐历》的逸文可知其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禁中事”记录较为详尽，也有杨贵妃的记载。据传，日本平安末期的藤原通宪即信西，在作《长恨歌绘》时曾将《唐历》作为参考资料（注：姚晶晶：《中日书籍交流中的柳芳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第31-32页。）。由此可见，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后世所称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杨贵妃”的故事及其文学形象早就东传日本。

三、日本五山禅僧诗文中的“杨贵妃”

诚如前文所述，杨贵妃的故事在平安时期就已经流布日本，因而在日本文学创作中也有不少体现和演绎。后来，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五山禅僧不仅专注来华求法，其自身的汉文学修养也极其深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非常熟悉。因此，推断五山禅僧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并不陌生，所以我们在日本五山文学中自然能够发现文学意象“杨贵妃”。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五山禅僧传记，在他们的诗文中寻找贵妃美人的芳踪。

虎关师炼（1278—1346），临济宗圣一派，法讳师炼，道号虎关。本觉国师，京都人，俗姓藤原。自幼聪颖好学，时人称其文殊童子。因体弱多病，弘安八年（1285），时值八岁，成为三圣寺东山湛照的入室僧童。弘安十年（1287）四月八日，十岁时在比叡山出家受戒。东山湛照是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的高徒，兼修天台宗和密宗。虎关师炼亦受其影响，终生与显密二宗的宗旨相联系。其后，虎关师炼历参南禅寺之规庵祖圆、圆觉寺之桃溪德悟、建仁寺之无隐圆范，及建长寺之一山一宁等诸师，不仅研究宗乘，亦通内外之学，著有日本第一部僧传，亦为日本佛教史书《元亨释书》，另有《楞伽经》的注疏《佛语心论》和韵书《聚分韵略》等。贞元二年（1346）七月示寂于海藏院。（注：［日］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2003年版，第204-210页。）

虎关师炼擅长诗文，文采斐然。门人有性海灵见、龙泉令淬、日田利涉、回塘重渊等。《济北集》是其诗文集，共二十卷。其中《济北集》卷四律诗二中有与杨贵妃相关的咏叹诗——《雨中薔薇》。

花里位名比玉妃，风流态度总相宜。

藩篱扶起娇无力，春雨恰如赐浴时。

这是一首咏物诗，正如诗题所述，吟咏对象是雨中蔷薇。诗人以“玉妃”作比，用美人沐浴姿态赞尽蔷薇雨中风流。唐大中九年（855），时人郑处诲编撰的《明皇杂录》首次提及“杨贵妃小字玉环”，道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唐代宫廷音乐家、歌舞家，其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由此，杨贵妃的姓名为“杨玉环”，后人沿用至今。所以，“杨贵妃”也被称作“玉妃”。显而易见，首句中的“玉妃”是指杨贵妃杨玉环。末句里“赐浴”则与贵妃出浴的故事有关。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咏叹“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由此可知，诗僧虎关师炼对杨贵妃的传奇故事十分熟悉，对唐诗的喜爱和模仿更是津津乐道。

如果单单从一首诗无法判断诗人对唐史和历史人物传奇的了解程度，那么不妨再看看《济北集》中其他诗文，如《则天论》中频频出现“《唐书则天纪》曰”、“又《通鉴考异》引《唐历》云”等，毋庸置疑诗人对唐史的熟知和理解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有识之士。囿于篇幅，此处摘录《济北集》卷第十一中部分《诗话》引文，如下所示（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仅以参考）：

唐玄宗世称贤主，予谓只是豪奢之君也。兼暗于知人矣，其所厚者妇女戏乐，其所薄者文才宫职也。开元之间，东宫官僚清冷。……唐史云：“开元时，米斗五钱，国家富赡。”然东宫官僚何冷至此邪？有司不暇恤乎。明皇若或闻之，须大惊督谴傥。自见盍斥有司励僚属，而徒赋闲诗听谢归乎。又王维侍金銮殿，孟浩然潜往商较风雅。玄宗忽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明皇欣然曰：“素闻其人。”因得召见诏念诗：“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旧闾。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有此作，因命归终南山。”因此而言，玄宗非不啻爱才，又不知诗矣。盖不才明主弃者，自责之句也。夫士之负才也，不待进而承诏者有之，待进而承诏者有之。不待进而承诏者上才也，待进而承诏者中才也。浩然以中才望上才，故托句而自责。言上才者，不待进而有诏。浩然未奉诏，是为明主所弃也。明皇少诗思，却咎浩然可笑。然玄宗自言，素闻其人，其才可测。不细思诗句，却疏之何乎。又李白进《清平调》三诗，眷遇尤渥。而高力士以靴怨谮妃子，依之见黜。嗟乎！玄宗之不养才者多矣，昏于知人乎。建沈香亭赏妃子，营梨花园纵淫乐，斗鸡舞马之费，其侈靡不可言矣。何厚彼而薄此乎！只其开元之盛也，姚宋之功也。及李林甫为相，败国蠹贤，无所不至。晩年语高力士曰：“海内无事，朕将吐纳导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迷而不反者乎！（注：［日］虎关师炼：《济北集》，载《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思文阁1992年版，第294页。）

这篇《诗话》充分展示了虎关师炼深厚的文史功底，有理有据，史论结合，在历史人物的评判中，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让读者心悦诚服。所引部分，尤其是对于唐玄宗的评判，他没有将全部责任归咎为“红颜祸水”杨贵妃，而认为其自身并非明君，无识人之才。其中，提到李白所作诗词《清平调》三首，那是李白在长安时为翰林所作。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观赏牡丹，命李白作新乐章。诗人李白以仙女反复比喻杨贵妃，塑造了其艳如牡丹、国色天香的美人形象。可见，当时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当真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吟叹“三千宠爱在一身”。纵使李白胸怀大志、文采飞扬，但是“高力士以靴怨谮妃子”，进而玄宗便“依之见黜”。唐玄宗统治后期奢侈腐败，“建沈香亭赏妃子，营梨花园纵淫乐，斗鸡舞马之费，其侈靡不可言矣”。最终，爆发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蜀地，杨贵妃在途中亦香消玉殒（另有传说贵妃逃亡日本）。

梦岩祖应（？—1374）（注：［日］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2003年版，第652页。），圣一派，出云（现日本岛根县）人，俗姓不详。早年师事京都东福寺潜溪虎谦，修习禅学，并通内外之学，后为东福寺住持（第四十世）。另外，他也曾随中岩元月等人学习过，博学多才，藏书颇丰。著有《大智应禅师语录》和诗文集《旱霖集》二卷，此外他还注讲《孟子》等，首开日本新宋学之道。《五山文学全集》第一卷中收录的《旱霖集》，其中也有一首描写到杨贵妃的诗《画海棠花》，摘抄如下：

画师再世毛延寿，不画明妃画玉妃。

世上纷纷闲鼻孔，嗅无香处也嗔伊。

这首诗是画赞（注：画赞：以赞颂画像中的人物为主旨的一种文体，亦用以赞美某一画幅。），吟诵的是海棠花，即以海棠花为主题，涉及到了毛延寿、王昭君和杨贵妃等历史人物。其中，“明妃”不言而喻便指的是“王昭君”，而“玉妃”则是指“杨玉环”。北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记载：“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此典故代代流传，故文学作品中也常以杨贵妃代指海棠。在这首诗里将画师比喻成轮回再世的毛延寿，虽然他画工精湛，却是势利之徒，不画以“明妃”作喻的花，而愿描绘以“玉妃”作喻的海棠花。嗔是佛教所说的根本烦恼之一，与贪和痴一起被称为“三毒”。虽然所画的海棠花栩栩如生，在世风日下的人情世故中，嗅其无香味也成了“嗔伊”的理由。全诗以戏谑的口吻，寓佛教禅学于画中赞，结合历史人物，巧妙运用典故，褒贬之意溢于言表，令读者们读罢赏玩，叹服之情意犹未尽。

接下来还是一首与杨贵妃有关的海棠诗。诗僧惟忠通恕（？—1429）（注：［日］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2003年版，第22-23页。），临济宗佛源派，法讳通恕，道号惟忠。别称云壑道人/牧潜道人。建仁寺永源庵无涯仁浩的入室弟子，曾随义堂周信修行，曾住越中金刚寺，山城安国寺、建仁寺、南禅寺，有诗文集《云壑猿吟》一卷，语录《繋驴橛》。在《五山文学全集》第三卷中，《剪海棠》一诗虽然没有直接点明杨贵妃，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以花喻人的叹息之情。

数片纤纤剪彩斜，春光不减王皇家。

忆曾蜀道蒙尘日，遗恨还应在此花。

这首诗吟咏的史实故事可以通过“皇家”、“蜀道”和“遗恨”等词，一眼看出所言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携贵妃出逃奔蜀时，途中为了平复将士们的愤恨，身不由己下令处死贵妃。此处“遗恨”委婉点出这位段历史故事；“此花”为海棠花暗喻杨贵妃，大概是海棠花与杨贵妃皆出自蜀地的因故。当然也可参照前文所述《杨太真外传》中的记载。

同在此卷诗文集中还有另外一首借文学意象“杨贵妃”咏叹荷花的诗作，这里的用典与前首诗相比，不再隐晦。摘引《盆荷未华》如下：

盆里新荷换水时，待花心似有佳期。

温泉宫畔秋风晩，底事真妃出浴迟。

这首诗中的“温泉宫畔”和“真妃出浴”点出了人物典故。“温泉宫”便是唐时皇家御所之一的华清宫，初名“汤泉宫”，后改名“温泉宫”，唐玄宗时更名“华清宫”，因其内有天然温泉，也称“华清池”。杨贵妃曾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因而有别称“杨太真”，后来的诗人也用“真妃”冠称杨贵妃。与前文中虎关师炼的《雨中蔷薇》用典如出一辙，均是用“贵妃出浴”的典故来吟咏花姿之美，只不过在这首诗中的吟诵对象是盆中换水的新荷。

由此可见，文学意象“杨贵妃”在这些五山禅僧的咏物诗中，多是美貌绝伦、国色天香的美人形象，被用来赞叹各种花姿的美丽。当然，涉及文学意象“杨贵妃”自身传奇故事的诗作也有不少。

景徐周麟（1440—1518）（注：［日］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2003年版，第145-146页。），临济宗梦窗派，法讳周麟，道号景徐，别号宜竹、半隐、对松、江左。近江人，大馆持房之子。五岁时进入相国寺大德院，随侍于用堂中材，修习基础的学业。为避应仁之乱，寄身于近江永源寺，叛乱平定后在相国寺居住。19岁时，因用堂中材圆寂，景徐周麟便师事瑞希周凤、月翁周镜、横川景三、希世灵彦等人，学习佛教之外的儒道及诗文诸艺。著有诗文集《翰林葫芦集》十七卷外，还有日记《等持寺日件》、《日涉记》，并参与撰写部分《鹿苑日录》。在《五山文学全集》第四卷的《翰林葫芦集》第三卷“诗”中就有三首涉及杨贵妃人物形象的诗作。

《读李白惜余春赋》

沉香采石雪吹头，九十韶光难挽留。

从一花前忤妃子，青春亦是负公不。

《明皇行幸温泉图》

行在温汤年又年，民家竞进洗儿钱。

空山今夜九龙殿，月照杨妃浴后泉。

《题画》

忆昔杨妃卯醉中，傍花吸露立春风。

深宫所养绿鹦鹉，飞上山茶衔落红。

这三首诗都提到了杨贵妃，第一首是感叹李白忤逆了贵妃之意，从此政治前途不再光明，大好青春都辜负在怀才不遇的窘况之中。第二首则观《明皇行幸温泉图》感慨历史，叹息唐玄宗奢靡生活，杨贵妃沐浴华清池，“洗”尽天下“民家”钱财。最后一首也是画赞，首句运用了“贵妃醉酒”的典故，赏析第二句时仿佛看到前文提及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景象。前文中提到的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有记载岭南进贡了一只白色鹦鹉，名为“雪衣娘”。而这里“深宫所养”一只“绿鹦鹉”，是诗人的误用还是化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文学对待历史的方法，与历史研究对待历史的方法不一样，为了表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文学创作者允许以自己的主观意愿来对历史的事实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截取、改造和重组。所以文学诗歌中的诸多表述，体现了诗人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艺术素养，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意蕴以及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和审美需求（注：郝晓丽：《小议杨贵妃形象的文学化——以唐诗为范围的考察》，《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115页。）。诚然，日本五山禅僧大多深谙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典故，有着深厚的汉文学底蕴，但是文化的解读还是会有所偏差，我们可以包容并认为五山禅僧在汉诗创作中自有他们的独到理解。

结语

总而言之，诗文中“杨贵妃”的文学意象和历史记载中的人物原型多少会有差异，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在诗歌中已经完成了文学意象化的过程。随着日本五山诗僧吟诵对象的变化各有其侧重点，无论是杨贵妃本人的传奇故事，还是与之文学意象相关的典故，在诗歌中都被中日两国的诗人们充分利用，在文学领域的广阔空间延续着杨贵妃历史的流传，让杨贵妃形象在历史与文学的互动中走向成熟并流布海外，为中国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或许我们不必拘泥于杨贵妃最终的生死结局，也不再对贵妃东逃扶桑的传闻耿耿于怀，因为文学意象“杨贵妃”早就东传日本，并且永远在中日两国诗歌文学创作中散发着耀眼的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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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村観光：五山文学全集（全四卷），京都：思文閣，1992.

［10］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京都：思文閣，2003.

作者单位：关西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