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国家队”的困惑(1)
饱受非议的“共和国长子”
与民争利，寸步不让。
——《中华工商时报》
民企享受国家的资源少，纳税等义务却尽得多。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
——某民营企业家①
1998年6月中旬，我国中南、西南地区东部和东北地区西北部连降罕见暴雨。暴雨袭击长江，致使长江流域发生了20世纪第三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前两次分别在1931年和1954年。而在其他领域，同样的疾风骤雨也已来临，其将影响的范围也绝不亚于这一年的洪灾。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地区金融风波。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第二年就影响了日本、韩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导致我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严重下降。此外，1998年是我国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标志性一年，三分之二的商品存在供过于求的状况，此时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正在由前10年的膨胀，变成不足。
此种情势下，众多国企萧条一片，三分之二的国企在亏损，而且越亏越多，成了“无底洞”，不仅不能给国家创收，反而减少了国家收入。设备老旧、机构臃肿、人员慵懒——国企浑身是“病”。打开国门面对世界，整个中国躁动不安。人们对国企的批评之声蔓延，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人都希望政府能将它们救活，让国企个个生龙活虎。当时中国家底远不及现今，却掏出了巨额资金来做这件事情——让它的长子们“查病情”、“动手术”，下定决心使其“三年脱困”。这是一项浩浩荡荡的大工程，它将对20多万家国企实施发国债、降利息、债转股、注销呆坏账等措施，可谓倾尽全力，除了资金上的代价，还有2000多万国企下岗工人亦成了接下来的“三年脱困”的代价承受者，“下岗工人再就业”成了那个年代的热词。而到三年后的收获之时，这些企业已经死的死、卖的卖、改的改，活下来的大部分有了很大的改观，成功完成脱贫脱困的目标。
10多年后今天，国企与20世纪的国企已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一家石油国企宣布在过去的一年赚了1329.84亿，其产量也超越了全球老大——埃克森美孚，荣膺该年度新科产量状元。而在上一年（2010年），它还登上了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全球500强，俨然以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姿态屹立于亚洲甚至世界。
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相比于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402亿元，几近于10年翻10倍。
不过，这样的骄人成绩却未赢得民间的称道，相反却饱受非议。同样被热议的还有那些银行、电力行业的国企们。人们认为，是这些国企所拥有的垄断“马达”使得它们成为赚钱利器。国企正是靠着“与民争利”才赢得今日之地位，而真正值得称道的做法应当是“还富于民”、“藏富于民”。
一个事实是，历经15年，国企已经脱胎换骨，但人们的批评却依旧，甚至越来越激烈。
2010年，《中华工商时报》一篇作者署名为赵民望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民众心中的疑问：央企为何不能赢得国民敬佩？他说道：强大的央企靠什么既赢得市场又得到国民的爱戴？中国最终有多少家央企，又有“多少强”可以走向世界，对于国民真的并不重要。国民最为看重的是他所分享到的央企的服务及产品的优劣，切身体会到的是央企的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也就是说，国民看重的不是你有多牛，在世界是第几，而是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央企鲜花般红火的业绩背后，人们普遍在抱怨电信费高、油费贵、房价高，生活越来越累，丝毫没有感受到央企给实际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既然这样，人们又如何可能去赞赏、爱戴央企呢？
15年前，央企奄奄一息；15年后，央企“横行霸道”，“脚掌碾过，寸草不生”。何等巨大的反差！
以下案例发生在2009年。在刚经历了2007～2008年的油价“过山车”之后，众多企业都对石油这一领域跃跃欲试。闻听浙江省绍兴市将要首度通过市场化方式拍卖一处加油站，众多企业纷至沓来，希望能够把握这一赚钱的良机，其中有民企，也有国企。竞拍开始，起拍价定在了428万元，经历了数轮角逐，标价不断抬升，直到2600万的高点。“寒酸”的民企老板经过精打细算，一致认为如此高价，拿下也是亏本，纷纷败下阵来。最终，此地块被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分公司霸气十足地拿下，2600万的竞拍价已是底价的6倍，舆论哗然，此价格也被惊呼为“天价”。
无独有偶，另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在此前一个月也以2750万的价格成功拍下了南京市一处最初报价为235万的加油站地块，成交价格更是接近底价的12倍。
二者可谓相互呼应，而近几年，更是有亿元加油站“诞生”。
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寒酸”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叫苦，望而却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不断被财大气粗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公司的简称）占领。
而那些拥有一定数量加油站的民企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因为它们的“油源”在其竞争对手手中。试想，如果A公司需要从B公司批发商品（B公司同样从事零售），然后销售给公众（与B商店零售业竞争），二者应当如何竞争？质量又如何保证？了解了这些，我们对油价高涨时期不断出现的“油荒”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在日常用的宽带费用上，人们更无处可逃。有一段文字这样“流传着”：我们的平均经济水平比不上韩国、日本，我们的宽带质量也比不过韩国、日本，我们用的都是低于运营商名义速率的“假宽带”，还时不时出现中断等意料之中的情况，可是我们在宽带费上却“毫不逊色”。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8年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为83.8元，相当于每Mbps（传输速度单位，兆位/秒）每月46.6元，是韩国宽带价格的18倍、日本的51.5倍。“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同时，另一组数据让人们看了更是“揪心”：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还比不上美日英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2011年，CNZZ（全国最大的中文网站统计分析平台）发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各地区运营商服务情况统计报告。报告说，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在互联网接入市场的占有率之和高达85.18%，至今无大改观。显然，这已经远超《反垄断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这些企业越是反复辩解自身不构成垄断，却越增加了公众的反感。
当然了，“共和国长子”们的“霸气十足”并非仅限于以上方面，如果留心观察，生活中处处可见。“共和国长子”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这样的情况令人哭笑不得、义愤填膺，怒气最后仍然落到了国企垄断的老话题上。
在人们看来，除去拥有近乎垄断的资源，“共和国长子”们还拥有民企难以匹敌的政策优势。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全球恐慌，为减少我们国家的损失，稳定经济增长，政府推出了备受关注的4万亿的救市计划。满心欢喜的民营企业却不得不失望而归，“肥水不流外人田”，4万亿中的95%流入了国有企业，央企更是占据了大头。拿到钱的央企也没闲着，进一步加快了脚步，在各领域齐“开花”，与民企“争艳”，令民企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4万亿投资“央企喊没吃饱，民企喊没吃到，民众喊看不到”。在这样的政策性优势面前，民企与央企的地位问题再度被热议。中国经济保住了8%的增长率，而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却未见有更多的乐观表示。
之后不久，时任国资委“掌门人”的李荣融，却在2010年抛出“垄断有功论”，为自己的“孩子们”辩护。他说，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很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若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此番言论被称“站着说话不腰疼”，更加刺激了人们的情绪，掀起了批评央企的又一轮热潮。而在这个日益透明化的时代，央企自身负面事件不断曝出，“天价酒”、“天价车”、“天价名片”、“天价吊灯”……这一“天价系列”伴随着接连不断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落马，将国企自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尽管“生活条件”优越，“共和国长子”们仍不满足，屡屡向国家伸手要补贴、要优惠政策（其中不乏头顶“亚洲最赚钱公司”、“亚洲最赚钱银行”头衔的企业）。有人描述现在的景象是，央企“铁蹄”所到之处几乎寸草不生，民企纷纷归附或者退出，缺乏基本的竞争环境。民企们谈央企色变，可谓既恨之，又惧之。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民营企业与央企的关系应当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
面对优越的市场、政策、资源条件，央企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好。然而，它们最后退守的底线——屡屡被自己称道的业绩，似乎并未得到认可。
早在2009年，人们就说，政府给了央企60%的资源，而央企却只回报了3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解决了两成的就业。大家甚至认为，把给央企的钱存进银行都比给让央企折腾回报率高。有经济学家计算，在2011年，央企总资产为27万亿，净资产为10.5万亿，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8.4%，剔除息税后的地方投资总资产回报率约为3.2%，还不及银行的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高（时为3.25%）。如果上述数据属实、客观，将钱存进银行对国家似乎的确更为划算。
相对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以上的说法显得“温和”多了。这家饱受争议的机构在一份关于国企研究的报告中测算出，从2001到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47%。这一结果可谓对央企8年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否定。
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从数据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②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只有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才能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经营面貌。
可以说，央企的贡献是有的，只是没达到预期。
回头来看，这俨然是个“官二代”的故事。
而人们对央企的非议，已越发不可收拾。
“我们怎么了？”——央企的声音
有些好事到了有些人嘴里就变成坏事，但是我不怕骂，因为心里很坦荡，我做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
——李荣融
你们外人总觉得我们这些大国企只顾靠着政策性垄断吃饭，不知道我们这10年一刻也不停地改革，一直在跟“大企业病”斗，跟这个“恐龙病”斗，否则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
——中粮集团前任董事长周明臣
对于社会上的喝倒彩声，已经卸任国资委“掌门人”的李荣融，倒没有丝毫惧意，“我们干得比别人好，为什么要改？这种模式世界上没有，只有中国有，凡是认准的事就要牢牢抓住不动摇，脱离国情做事很危险”。而且和李荣融站在同一立场，力挺国企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实，作为“共和国长子”，从建国到强国，从贫穷到小康，央企的作用和地位的确都无可取代，它们迎来的不仅有“砖头”，同样也有鲜花。
新中国成立之时，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央企们是保障兵，带领中国企业“突围”，出口创汇，支援经济建设，饱受辛酸；改革之时，它们是排雷兵，首当其冲，艰难“脱困”，是改革的“试验田”；开放之时，它们是冲锋队，走出国门，四处冲杀，与强敌为邻，为国谋利；如今的它们在“裁军”、提高，在饱受争议中屡创佳绩。中国企业从一文不名到立足于国际，央企无疑是主力和“领头羊”，在国际市场上扞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2008年，美国一个叫杰克·卡弗蒂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对着全世界的人说，中国企业只能生产“垃圾产品”。此番言论严重刺激了中国舆论，各方都等待着中国企业的回应。
上海一家机械企业立刻用无知、傲慢、愚昧来形容卡弗蒂。细查这家制造港口机械的企业，我们发现其背景不凡，其控股方为一家央企。其生产的机械已经大量在美国东西海岸使用，其产品已经占有了世界75%以上的市场份额。用这家企业的话说，“它们（机械）的高效工作是美国赖以进行近万亿美元进出口商贸活动的主力军”。这家机械公司还不忘表现出中国人固有的风度，邀请这位卡弗蒂先生去美国的码头看一看矗立在港口的中国造的钢铁巨人。此外还软硬兼施：如果看完之后，卡弗蒂先生依然认为中国制造是“垃圾”，那么就要以诽谤罪起诉他。此事件最后以卡弗蒂先生的沉默收场。③
实际上，对于更多的央企来说，它们更希望人们理性地看待国企发展问题。
①摘自该民营企业家代表在“两会”上抱怨民营企业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讲话。
②此数据引自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修订稿，2011年。
③杜建国：《应正确评价国企竞争力》，《国企》201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