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8)

1952年7月30日，反抗运动正处在高潮期。当时，我在H.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工作，警察拿着逮捕证来抓我，罪名是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政府同时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逮捕了许多反抗运动的负责人。在那个月初，警察在全国各地突袭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人士的家和办公室，并没收了资料和文件。这种突袭以前很少见，它开了普遍非法搜查的先河，非法搜查到后来成为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

我和其他人士被逮捕后，一直到9月份才进行审判。在约翰内斯堡有21人被指控，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和总书记。在约翰内斯堡受审的有莫罗卡医生、瓦尔特·西苏陆和J.B.马科斯。几位印度领袖人物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达杜医生、玉苏福·凯查利亚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我们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集会。大批示威群众穿过约翰内斯堡大街，聚集在地方法院。其中有来自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有来自亚历山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会员，也有来自小学和中学的印度学生。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个法院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审判大厅也挤满了人，此起彼伏的“Mayibuye Afrika！”喊声不时打断审判的进程。

这次审判也应被看成一次显示决心和团结的机会，但是，它却由于莫罗卡医生制造的信仰分裂而变得逊色。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反抗运动的头面人物莫罗卡自己雇用辩护律师之举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的计划是大家一起被审判。我们这批被指控的人让我去同莫罗卡商量此事，想说服他不要把自己同大家分开。审判前的那天，我到约翰内斯堡迪珀村去见了莫罗卡医生。

在我们见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向他提了几条建议，但是他都不感兴趣，反而有几次表现得很不冷静。他认为，他已经被排除在运动策划者之外。莫罗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相当不感兴趣，并且以后也会如此。他说，最让他不安的是与我们其他人一起进行辩护，那样的话他就会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莫罗卡与政府一样对共产主义怀有仇恨。我规劝他，说与任何反对种族压迫的人合作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但是，莫罗卡没有被说服。

最令人震惊的是，莫罗卡为了让拉姆颇福法官对他从轻判决而提出了一个耻辱的请求，他当着证人的面正式同意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确立的原则。当他被问及是否认为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应该平等的时候，莫罗卡回答说绝不会平等。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当他的律师问他在反抗者中是否有共产主义者时，莫罗卡真的用手指指向了许多人，包括达杜医生和瓦尔特·西苏陆。法官告诉他没有必要那样做。

他的表现对组织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马上意识到，莫罗卡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犯了把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错误。他不愿意因为政治信仰危害他的医生生涯和财富，因此，他毁坏了他个人通过三年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反抗运动所作的大无畏努力而树立起来的形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莫罗卡医生在法庭上的背信弃义有损反抗运动的光辉形象。曾经到全国各地宣传反抗运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现在却背离了反抗运动。

12月2日，我们都被拉姆颇福法官判定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按照《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规定，事实上，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政府都可以被判处“法定共产主义罪”，哪怕是你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拉姆颇福法官很公正，也很理智。他说我们策划的行动属于“公开不遵守法律并达到了与叛国罪相等的程度”，但是，他承认我们一贯坚持要求我们的会员“遵循和平行动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并参加重体力劳动，但缓期两年执行。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反抗运动标志着斗争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我们列出的6部歧视性法律没有被废除，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他们会废除这6部法律。我们选择的这6部法律是压在人民身上的直接负担，最好的办法是让广大的人民都参加斗争。在这次反抗运动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说得多但采取行动少。我们没有付给组织者们任何报酬，也没有付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人员和会员任何报酬，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为我们的事业提供嘴皮子服务。作为反抗运动的结果，我们的会员一下子剧增到10万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真正作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拥有一支活跃而富有经验的积极分子队伍，敢于直接面对警察、法院和监狱。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害怕坐牢是解放斗争的一大障碍。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监狱，在非洲人中成为一种荣誉标志。

我们为自己在6个月反抗运动期间的作为而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暴力行动，我们的反抗战士的纪律性堪称楷模。在反抗运动的后期，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发生了暴乱，40多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尽管这些暴乱与反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政府却企图把这些暴乱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成功的。因为暴乱使一些白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不然的话，这些白人是会同情我们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些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相信通过反抗运动能推翻政府。

我们提醒他们，反抗运动的目的是让政府了解我们的冤情，而不是想推翻政府。他们坚称我们要让政府疲于应对，我们应该无限期地进行反抗运动。我插话说，这个政府太强大，也太残忍，用这样的方式无法推翻它。我们能反抗它，但是，通过反抗运动去推翻它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开展反抗运动的时间太长了，当初我们应该听从埃克苏玛医生的劝告。当计划委员会在反抗运动收尾期间去看望埃克苏玛医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会减弱，在它完全失去动力之前立即刹车是聪明的。在反抗运动仍然处于高潮阶段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将是具有重大新闻效应的明智之举。埃克苏玛医生是正确的，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衰减了下来，但是，我们却凭着我们的热情，甚至是高傲自大，把他的劝告放在了一边。我的内心想把这场反抗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的大脑却让我把运动停下来。

我主张停下来，但是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从众了。到了那年年底，反抗运动真的衰败了下来。

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超过第一阶段主要由市民构成的反抗队伍的规模，群众性的大规模反抗，特别是在农村的大规模反抗，从来没有实现过。东开普是唯一把反抗运动成功地推进到第二阶段的地区。在那里，农村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从总体上说，我们没有把反抗运动渗透到农村，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历史性缺点。反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了没有专业组织者的限制。我想去组织，但是我必须同时要干律师工作，没有办法组织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我们仍然是反抗运动的业余组织者。

但是，我仍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从事了一种正义的事业，我有力量为这个正义事业去战斗，并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反抗运动使我摆脱了我也许仍然存在的不自信或自卑感，使我从被某种力量压倒的感觉中和白人及其制度似乎永远不可战胜的感觉中解放了出来。现在，白人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力量，我能够抬着头像男子汉那样走路了，也可以用自尊的目光去看每一个人了。这种尊严来自没有屈服于镇压和恐吓。我已经成长为一名自由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