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乡村童年(8)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清洗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男孩。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扬·史末资，是南非前总理。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总理J.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总理的史末资，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史末资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史末资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国际联盟”，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史末资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以及英国主张的西方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语口音几乎与我的英语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史末资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史末资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史末资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色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史末资成了总理。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白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会老实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还不能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并非必须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努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将制造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

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时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K.D.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

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正如克尔博士一样，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离开福特黑尔大学是鲁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时候却又无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不让我搞折中。

我在感激克尔博士的立场和愿意再给我一次考虑机会的同时，也非常愤恨他决定我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应该有退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利。这个不公正的处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时我才明白，克尔博士不是一个大救星，而是一个并非总是和蔼可亲的独裁者。那年年末我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被遗弃的痛苦感觉。

8…

我通常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韦尼，但这次则不然。考过试并回到家后，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摄政王。他很生气，他无法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我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听我解释完，他就不客气地告诉我，要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尔大学。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我与我的资助人发生争论，那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他的不尊重。所以，我决定暂时往后放放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韦尼，我们彼此相见非常高兴。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别多久，连接我们的兄弟情义是不会改变的。佳士提斯去年离开了学校，现在住在开普敦。

几天内，我恢复了在家里的传统生活。我给摄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与其他酋长的关系。我没有细想在福特黑尔大学的情况，但是，生活总有办法强迫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作出决断。那完全是与我必须要干的事——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

回家几周后，摄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我的孩子，”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