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维新运动的酝酿与蓬勃发展(17)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会商，中国女学堂发出公启，宣布于12月6日“大会中西女客”，此公启的单行本署名“中国女学会”，而发表在《申报》上的文字则为“中国女学堂”，表明此会的名称在此时已有了某些调整，也表明中国女学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见《经元善集》，198—199页。）12月6日，中西女客122人在张园如期集会，讨论女学会的发展事宜及女学堂提调沈瑛拟定的女学堂条规。（《内董事张国安第公宴中西官绅女客会议第四集》，见《经元善集》，199—203页。）根据中国女学堂的章程规定，该学堂起先聘有专职教习4人，中文西文各半；堂中设提调2人，中西各1人，常驻学堂，负责处理学堂的日常事务，领取薪水；设不领薪水的外董事12人，皆以曾经捐款之人之子、若父、若兄弟为之，负责筹款及延聘教习、提调等学堂大事。女学堂在开办之初设有专门之学三科，即算学、医学和法学。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门讲究教育童蒙之法。堂中功课，中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见《经元善集》，225—228页。）

中国女学堂的创办，在当时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南洋大臣刘坤一予以褒奖，以为“此举有益，可开风气之先，并准刊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见《经元善集》，232页。）经元善动员自己的家人率先认捐开办费400元、常年费60元。在他的带动下，上海各方人士的捐助也有不少，以为此举为当时应办之事，仅半年时间，就有102位女界人士捐款，筹集开办费6130元，常年费575元。（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经元善集》，16页。）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女学会主持的女学塾于翌年5月31日在上海城南高昌乡桂墅里正式开办，沈瑛、魏瑛、李端惠、廖之华、刘靓、蒋兰等负责堂中诸务。（《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薇书》，见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知新报》第59册。）第一期共招收女学生20余人。同年8月17日，秋季开学，就学学生日多，至是年底已达40余人，学堂遂于秋季开学时聘请美国人林梅芯为西文总教习，并于是年10月31日在城内淘沙场增设分塾，延请中西教习各一人。至1899年3月，中国女学堂的声名已远播四方，自愿入学者已达70余人。（《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见《经元善集》，232—233页。）1900年1月，经元善因领衔发出上海绅商反对朝廷立储的通电而遭到清廷的通缉，不得已远走他乡，中国女学堂在随后不久而停办。

上海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另一个专业团体为经济学会。1898年2月，南汇县绅士奚世干（干臣）等“以时事关怀，为振兴学校，辅翼富强起见，集同志四五十人拟定章程”，准备设立上海经济学会。（1898年4月13日《益文录》。）会址最初计划设于上海，后因某种原因暂设浦东召稼楼镇。（《经济学会试办简明章程》，见1898年7月21日《时务日报》。）得知奚世干准备设立上海经济学会的消息后，吴县叶耀元、沈敬学等，均愿意以各自所创办的并已有相当成效的算学、新学、医学等会加盟经济学会，“以期渐推渐广”。（1898年2月26日《益文录》。）显然，这家新成立的经济学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上海所创办的一些学会的联合体，至于其后来的活动目前尚不太清楚。（闵杰：《戊戌学会考》，载《近代史研究》，1995（3），68—69页。）

江浙地区受上海的影响比较大，但在百日维新之前所成立的新学会中，江浙地区的并不像上海的新学会那样，只局限在专业的、非政治性的团体方面，江浙地区的一些新团体似乎像京师的团体一样，具有相当的政治倾向性。

先看江苏的情况。

在江苏最先成立的是明通学会。该会的成立明显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据该会的创办人金楙基自述：“中日一战，天地震荡，山渊反覆，阨塞不足以守险，船械皆以之赍敌。盖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巨创，五大洲不经见之奇辱。而士气不奋，异才不出，外彝罔笑侮弄，至侪诸非洲之族类，睡国之喻，形于报章。瓜分之谭，不堪入耳。而我衿缨冠带之属，讵可有耳者辞聋，有目者诿瞽，有足者怡躄，有胸者养愚乎？圣君耻之，朝相耻之，疆将耻之，有司耻之。伍有耻兵，陇有耻农，府有耻工，市有耻商，学校有耻士。立庭以呼卧薪而旦，汲汲顾景挥以鲁戈。呜呼！人尽能耻，未有国运之不能转弱为强也。金子深耻中国之积弱，自发大心，欲为四万万人请命，于是慨然耻须眉丈夫之不立，而思创学会……丙申之春，与陈君庆林结明通学会于里塾，考求当时之务。”（金楙基：《雪耻会叙》，见《实学报》影印合订本，808、885页。）丙申为1896年，“陈君庆林”即陈去病，二人均为江苏吴县人。由此可知，明通学会为金楙基与陈去病合作在1896年春成立于江苏吴县。1897年12月，金楙基与陈去病将明通学会改组为雪耻会，“联络英俊，集思广益”，会员扩大为40余人，其中有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等。雪耻会后来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

在江苏境内，继明通学会之后、雪耻会之前成立的是金陵测量会。金陵测量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术性团体。该会成立于1897年5月2日，创办人主要有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黄子贞等，会址设于南京花牌楼杨文会的公馆。按照该会章程的约定，所有参加者均应向测量会提供自己所有的新式仪器，于是金陵测量会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不少新式仪器，如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罗盘、测向仪、行船记里轮、陆地记里轮、水准钢练带尺、度时表、带佛逆之寒暑表、水银风雨表、空气风向表、燥湿表、量风器、量雨器等等。当然，这些新式仪器虽为所有参加者自愿提供，但大部分还是该会的主要创办人杨文会从英国购置的。（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388页。）

在江苏境内成立时间稍迟于金陵测量会的新学会为1897年夏季成立于苏州的苏学会，发起创办人为章钰、张一麐、孔昭晋等。苏学会的成立与明通学会一样，也是直接受到了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但它又与明通学会不同，是在其宗旨中明确表示自己的纯学术的学术团体，而不是以议论朝政、改革政治为目的政治团体。其成立公启在谈到之所以成立这一学会的背景与宗旨时称：“自中东一役，吾华人士，稍稍知苟安之不可狃，而自强之不可迟也。读新会梁君之《变法通议》，则勃然以兴。读长白富君之《告八旗弟子书》，则又悱然以思。”“往者曾左诸公，既平大难，赞成中兴，汲汲焉讲求西法。”当此时，苏州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实开变法之萌芽”。进而求之，昆山顾炎武也曾“慨然以经世为己任”。这都是苏学的优良传统，值得继承与光大。“比者，国家广设学堂，力开风气，两湖两粤，皆兴学会，虽僻小郡邑，亦知自新，而吾吴省会之地，独阙如焉。讵非吾党之耻哉？惟事难创始，而效期于有恒。长州章钰、元和张一麐、吴县孔昭晋，今拟各集同志，量为醵赀，多购图书，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不开标榜之门，方屏门户之见，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论。”（苏州来稿：《苏学会公启》，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33册，见《时务报》影印合订本第3册，2264—2265页。）这就是苏学会的成立背景。但在其发布的《苏学会简明章程》中，他们又标榜“本会专以学问相砥砺，凡非分所应为，不得干预，但当实心实力，讲究有用之学，储为经济，以报国家，勿议朝政，勿谈官常，庶可持久。至标榜倾轧诸习，尤为学者易犯，更当痛戒。”（《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见《实学报》影印合订本，207页。）

苏学会成立的具体目的，就是要以学会的名义进行筹资，然后再集中财力和精力，创办新式学堂。至于学会、学堂的为学宗旨，他们参照京师官书局的办法，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宗旨。”（《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见《实学报》影印合订本，207页。）这种主张显然与后来张之洞所宣传的“中体西用”说一致。

按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的约定，苏学会成立之后大约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会中的管理人员如经理、协理、分理等，均由参加者公举，民主管理，不领薪水。苏学会与此时成立的其他新学会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对会员规定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如规定：“会友均读书明理之人，应守身知耻，如有逾越规矩，不安本分，为经理察知，或会中人公同纠举，初次劝戒，二次出会，会费充公，至士子吸食洋烟，原干例禁，亦宜戒绝，以端志趣。”（《试办苏学会简明章程》，见《实学报》影印合订本，209—210页。）这似乎是当时其他新学会所没有规定的。

苏学会成立之后，先是利用会友交纳的会费购置了一些图书，供会友借阅。1898年2月，又由苏学会经办张一鹏、蒋祖庚等在苏州设立一所中西学堂，添造洋式楼房，聘请英文教席，设置甚为详备，第一期招收学生30人，后来又逐步增加到120余人。学堂分小学、大学两院，小学毕业后即升入大学院。（《苏学会章程二则》，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湘报》第172号。）苏学会为苏州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江苏境内的新学会情况基本相似，浙江境内在百日维新运动开始前的新学会，既有政治性团体，也有专业性团体。同时，由于浙江是汪康年的故乡，因此浙江在此时的一些重要政治团体、学术团体，也差不多都与汪康年或与汪康年的朋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浙江境内最先成立的新学会是杨临主持的群学会。杨临字仲庄，浙江仁和人，杨文莹的次子，后曾官农商部主事。杨文莹（1838-1908）字粹伯，号雪渔，光绪三年进士，翰林院编修。1883年，杨文莹出任贵州提学使，三年后告归。维新运动时，杨文莹曾在杭州协助杭州太守林启创办养正书塾，任总经理。后充任浙江学海堂掌教。年长汪康年近20岁的杨文莹似乎与汪氏家族有着某种亲戚关系，而其辈分似乎也比汪康年要低一辈。（杨文莹在致汪康年函中自称“愚侄”，见《汪康年师友书札》，3366页。）或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使杨临在创办群学会的时候，首先想到找汪康年帮忙。1897年2月16日，他致信汪康年报告将要成立的群学会的准备情况及成立宗旨，（《杨临致汪康年函》第1通，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416页。）还告诉汪康年，群学会的会址设在杭州丰乐桥直街觉苑寺，并已请到慈溪承甫费先生出任会中掌教。他请求汪氏践行在《时务报》第17册告白中的承诺，即各省学堂学会均可获得免费赠阅的《时务报》一册。

1897年3月3日，群学会如约正式开馆，第一期共招收学生12人，住校者4人，其余的则隔日到校。按照该会拟定的《习算条例》规定，该会的基本宗旨是研讨中西算学，教学方法实际上介于传统的书院和新式学堂之间，掌教尽其所能进行讲述，而学生则逐日笔记，自行阅读，记录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可进行自由研讨，强调“中西两派殊途同归，各抒己见，正可互相发明，幸弗伐异同党，致开聚讼”。（《群学会习算条例》，见《汪康年师友书札》，2418页。）

浙江境内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第二家新学会为兴浙会，又称兴浙学会。时间约为1897年6月，参与创办的有董祖寿、连文澂，以及与汪康年有相当深厚关系的章太炎、宋恕、陈虬等。章太炎在《兴浙会序》中指出，浙江为中国东南地区最具优良传统的省份，在浙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位值得浙人自豪的民族英雄，即参与推翻蒙元民族统治“论功最高”的刘基、抗击蒙古贵族入侵而令“北虏震慄”的于谦、“学与政兼之”的大学者王阳明、“比迹萁子，以阐大同”，“圣智摩虑”之黄宗羲和坚贞不屈、“功败身歼”而“后世尤悲其志”的抗清名将张煌言。这五位民族英雄为浙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之所以成立兴浙会，也就是要继承浙人的优良传统，振兴浙江，进而振兴中国、振兴亚洲。（《兴浙会序》，见《经世报》第1册。）

从兴浙会的宣言看，这一团体显然具有政治目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改革政治，而是具有明显的反清诉求。因为从它所表彰的五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看，至少兴浙会的参与者已渐渐地对清政府失去了信赖和信心，他们已经不愿意继续扶持清王朝的变革，开始倾向于反对清王朝。（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52—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