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艰难岁月(1)

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

——施耐庵《水浒传》

2000~2005年，是中国基金发展史上极其艰难的岁月。由“试点”步入“艰难生存阶段”的基金频遭质疑，股市低迷，行业亏损，发行艰难，巨额赎回。内外交困之下，基金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基金黑幕”

2000年6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全国人大关于《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会议上对基金严厉质疑，其发言在次日《中国证券报》的头版头条刊出，对基金造成很大影响。8月，《中国证券报》发表《四问证券投资基金》一文，文章对“证券基金本身具有稳定股市的功能吗”、“证券基金本身具有分散股市风险的功能吗”、“证券基金的投资收益一定高于股民投资的平均收益吗”、“发展机构投资者就是发展证券基金吗”4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回答。加上6月初嘉实基金因投资理念不同引发的内部分歧公开化，一系列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0月，《财经》杂志刊登了《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基金黑幕”事件爆发。作者声称该文是根据上交所工作人员赵瑜纲写的一份内部报告编写而成，并称“虽然没有得到赵瑜纲本人的合作，但《财经》还是经过种种曲折并拿到这份在市场中传闻已久但多数人尚未目睹的报告”。《基金黑幕》一文设有“基金稳定市场——一个未被证明的假设”、“对倒——制造虚假的成交量”、“倒仓——更能迷惑人的操纵行为”、“独立性——一个摇摇欲坠的幻觉”、“净值游戏——不仅仅是表面的欺瞒”、“投资组合公告——信息误导愈演愈烈”6个标题并对基金全盘否定。

原报告作者赵瑜纲保持着相对审慎的态度，对结论也有保留地称是“样本期数据”。有些结论建立在不到一年的数据基础上，用赵瑜纲的话说，“自己只是从事个人数据分析”。学过统计的人都清楚，样本数量和样本期的选择对结论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报告辗转到市场上，则变成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文章。

10月16日，“老十家”基金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财经》杂志在10月刊登的《基金黑幕》一文对中国基金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了全盘否定，其中有颇多不实之词和偏颇之论，严重误导投资者……基金在中国发展虽然只有两年多，但起点较高，中国基金公司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业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10家基金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坚定地走规范化道路。

《财经》不甘示弱，连发数文给予回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随后，时任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公开表态：“证券市场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形成的特定市场文化，不是一夜间可以改变的。这一现象（指基金运作）与市场发育水平有关，可能不全是基金公司本身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后经证监会检查小组检查，除某家基金公司异常交易记录较为突出外，其他公司只是出现偶然或轻微的异常交易行为。

“基金黑幕”对基金造成很大影响。随后国内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行新基金，也没有成立新的基金公司，基金发展停滞了两三年。

“基金黑幕”对基金投资交易规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事情发生后，监管部门、基金公司更加重视规范经营。监管部门要求基金公司认真自查，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强化内部风险控制。基金公司将交易室从基金后台运作中独立出来，建立不同基金间有效的“防火墙”；对基金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部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同一家基金公司，只要一只基金对某股票进行了买卖操作，其他基金就不能再进行反向操作。

“基金黑幕”后，中国股市步入4年多的熊市，基金也陷入低潮期。“基金黑幕”是基金15年发展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一段记忆。在行业备受质疑之际，基金也迎来了大变革。为加强行业自律，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01年8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公会成立，我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无独有偶。2003年，已经走过79年的美国基金市场也因“基金黑幕”陷入信用危机。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大约1/4的美国大型经纪商和1/10的基金公司帮助客户“盘后交易”（late-trading），还有30%被调查经纪商承认进行过“择时交易”（market-timing），严重违反了公平对待所有基金投资者的原则，也触犯了相关法律。美国证券市场非常成熟和规范，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丑闻？此次丑闻集中爆发在基金交易领域，显示出基金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非法交易行为的背后是巨额的利益驱动和道德危机。

填补漏洞，制度先行。无论新兴的中国基金还是成熟发达的美国基金，基金健康发展除了加强自身的道德约束外，完善的制度规则是必需的。这是中美“基金黑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超额申购

基金试点期间，法律法规不健全，基金经理既要控制风险，又要努力创造收益，其间作了很多大胆尝试，有时一不小心就越界了。“基金黑幕”事件平静后，两起增发申购事件又引来一片讨伐之声，基金再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股票一、二级市场存在巨大价差，新股上市首日有巨大的涨幅。2001年前，A 股市场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为215.85%，乐山电力更是创下上市首日3350%的最高涨幅。基金经理申购新股获取高额无风险收益的愿望十分强烈。新股中签率极低，普遍低于1%，为了多中签，基金经理尽力扩大新股申购量。2000年5月18日，监管部门取消了基金的新股配售政策，但仍然保留了“基金账户申购新股，不设申购上限”，“新股网下预约配售部分，基金可作为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投资者，申请预约配售”的规定。

2001年2月14日，青岛啤酒增发A 股，泰和基金获得3300万股，市场一片哗然。根据配售比例计算，泰和基金有效申报量至少是8.36亿股，需动用资金78亿元，但泰和基金净资产仅有26亿余元；而且在申购过程中仅预缴了100万元保证金。

10个月后，在深高速增发A 股过程中，类似事情再次发生。12月12日，深高速的公告显示，深高速增发1.65亿股，每股发行价3.66元。47家基金总申报数量288.65亿股，折合资金逾1056亿元，而这些基金净值之和不足780亿元。

如果严格按净资产的10%申报，这些基金合计最大申报上限为21.3亿股。47只基金中，仅3只按净资产的10%申报，其余皆超过净资产10%。8只基金申购数量超过10亿股。

事件一出，当时的基金监管部门负责人大为震惊，次日晚写了措辞严厉的《给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一封信》，将这一事件痛斥为“利欲熏心”。信中指责参与深高速巨额申购的基金公司“对于‘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市场’的宗旨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如果发生极端情况，全都按照申购数量中签，必然导致基金没有足够的资金认购全部股票而被迫放弃无力认购的部分，那将导致证券市场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故！”

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市场广泛关注，争论也十分激烈。反对一方对基金公司的诚信表示质疑，认为基金超额申购对其他投资者极为不公平，同时也违反了“一家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10%”的规定。支持一方认为基金公司申购新股只缴纳部分保证金，这是政策规定；还有人提出申购不是持有，没有违反规定。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律法规没有对申购量进行明确限制，这是基金申购制度的漏洞造成的。

当时股市不规范，市场规则不健全，上市公司、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都不够规范。与其他投资者相比，基金尽管制度相对完善，监管相对严格，信息披露及透明度高，但与市场期望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基金经理很容易触碰政策的模糊地带。“基金黑幕”使基金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深高速超额申购”事件则是雪上加霜，公众对基金的信任大打折扣，基金生存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