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北魏
北朝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之后，当时除去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矛盾与斗争之外，如同后代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一样，统治阶级内部还有胡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北魏崔浩之被杀，据《魏书》三五本传，只是因为他撰鲜卑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北史》二一本传说“石铭显在衢路，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是否仅仅因为国史修得不典的缘故，便罪大恶极，弄得“清河崔氏此下当从《通鉴》一二五补“与浩同宗者”五字。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魏书》本传。很可怀疑。有的学者根据《宋书》七七《柳元景传》，以为崔浩“密有异图”，要响应南朝，谋泄被诛。这是南奔的柳光世的报告。如果属实，《魏书》本传不应有什么避忌而不记载。《通鉴》一二六考异中注出此说，但仍从《魏书》。又有的学者根据《释老志》与《高僧传》一二《玄高传》，以为当时佛道相争，太子晃奉佛而崔浩事道。道教先得胜，太子晃所师事的玄高被杀。但后来崔浩也因此而受祸。这个说法未免把佛道之争看得太重。崔浩诛前并没有魏太武帝由信道又转而信佛的记载。而且范阳卢氏固有奉道可能，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便很难推定。决不至仅因宗教之争而如此牵连的。
崔浩之死是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国史不过是一个近因。《魏书》四七《卢玄传》：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正是南北朝门阀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所应有事，主要目的不外乎区别士庶，保持贵族阶级的特权，不许被压迫的庶民来分享自己的特殊利益。《宋书》四二《王弘传》说“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南史》二三《王球传》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南齐书》三四《虞玩之传》说“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南史》五九《王僧儒传》引沈约的话“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梁书》一载齐末梁武帝上表也有“谱牒讹误，诈伪多绪。……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一类的话。对于当前是要整理户籍，对于过去是要研究谱牒，然后士人庶人的区别才能百世不易。北朝贵族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崔浩本人便曾为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为郡守，而和太子晃起争执。《北史》三一《高允传》。卢玄自不应认为崔浩分明姓族的办法不合时宜。南齐时虽因严格整理户籍而引起唐寓之的起义，是庶民阶级对统治者的反抗。北朝不曾有过类似的运动。高门如卢玄自然不会顾虑到庶民。“乐为此者讵几人也”既不指平民，更不是指他和崔浩等士人阶级。那么，卢玄的话如何解释呢？大概他是指当时的鲜卑统治者而言。崔浩之“分明姓族”不但要厘定汉人士庶之别，主要还有提高汉人高门的地位，抑制鲜卑人的作用在内。从政治上看，中原旧族留在北方的虽然降身屈节于侵入的外族统治者；从社会地位上看，他们的自尊心并未消除，对于鲜卑统治者决不会以高门相许的。《魏书》四○《陆睿传》有这样一段故事：睿……袭爵……平原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陆氏原系代北步六孤氏。所谓“姓名重复”，言外之意即是瞧不起北人。《北齐书》二三《崔传》载他“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魏书》二一上《高阳王雍传》也说博陵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崔鉴正是博陵崔氏，从清河崔氏看来远非盛门，对于鲜卑人尚且意含轻蔑。清河崔氏的崔浩又当何如呢？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崔浩的态度来。《魏书》三八《王慧龙传》：初，崔浩弟恬闻慧龙〔太原〕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招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长孙嵩说崔浩“讪鄙国化”，当非无因。《北史》本传也说“北人咸悉怨毒，相与构浩于帝”。《史通·杂说》中《后魏书》条：又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刘子玄的话当有所根据。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谄事狄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看来，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而获罪。综合起来，可以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阶级之外。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南朝的高门确能保持其社会地位，如江曾逼得纪僧真告齐武帝说“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三六《江传》。崔浩大约也是这种态度，但鲜卑统治者不为所屈，不像南朝统治者多多少少还尊重社会的传统，于是崔浩以及其他高门集团就不得不获罪了。这是北朝早期胡人汉人斗争的一个好例子。至于《魏书》本传何以关于崔浩之死不肯明白道出原因，止提出修国史一事，并且闪烁其词，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北魏旧史可能不愿暴露鲜卑统治者与汉族高门间之冲突，于是魏收沿袭旧文，而在《卢玄传》里微见其意。第二是魏收修史正当北齐“鲜卑车马客”掌握政权的时期，他不愿详述崔浩事件经过，怕刺激当局，引起胡汉间的误会。《史通·杂说》中说“彦鸾伯起务存隐讳”。也许这就是隐讳之一例么？
崔浩死了，但统治阶级中胡汉的矛盾依然存在。魏孝文帝是第一个想要解决这问题的鲜卑君主，而且成功了。孝文帝迁洛与汉化有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意义，而解除社会方面胡汉冲突实为重要作用之一。《魏书》一一三《官氏志》载太和十九年（４９５）诏书说：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来，直拟姓族以呈闻。朕当决姓之首末。……于是升降区别矣。所谓“一同四姓”，就是说和崔卢王郑一样。此处四姓从《通鉴》一四○胡注的解释。柳芳以为四姓指甲乙丙丁四姓，见《新唐书》一九九《柳冲传》。所谓“应班士流”，就是说与汉族统治阶级同样享受特权。用帝王的力量，制定了胡人姓族的高下，明确地规定了他们在门阀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胡人汉人的高门打成一片，在胡人统治者之下享受同等权利，压迫庶民。于是统治阶级中的胡汉矛盾消灭，再也不会有崔浩事件之类发生了。魏孝文为六弟娶妃，除一人娶代郡穆氏之外，五人都是娶自中原旧族的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魏书》二一上《咸阳王禧传》。孝文曾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同上五九《刘昶传》。李冲问他“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孝文回答说：“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同上六○《韩显宗传》。无条件地主张门阀政策，其原因不外乎维护汉族高门即是维护鲜卑高门也。
魏孝文时有一部分鲜卑人不太明了他的政策用意，加以汉化与代北习惯不同，于是起而反对。如穆泰陆睿以及太子恂等之叛乱，都是由于反对汉化，误认孝文亲信汉人疏远鲜卑而酿成的。但这种运动并未发生什么作用。到了魏孝明帝时，又发生一系列的胡人反抗运动。表面上看来，这些运动好像是孝文时鲜卑人反汉化运动的延长或复活，实际上却不然。这时孝文帝的门阀政策完全成功，胡汉的统治者打成一片，压迫被统治阶级。被压迫的汉人庶民无可奈何，虽然也有借宗教为号召而起义的，如大乘运动，但无甚结果。鲜卑人的被统治阶级方面因为武力较强，所以揭竿而起，实行反抗，终于颠覆北魏政权。他们的运动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民族意识起初并不浓厚，所以和穆泰陆睿等人的反汉化运动迥乎不同。《魏书》六四《张彝传》：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５１９）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 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彝遂卒，时年五十九。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张彝父子之被祸，就是因为“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所以羽林虎贲起来反抗。这一班羽林虎贲是什么人呢？《魏书》七下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４９５）八月本纪“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二十年（４９６）十月本纪又说：“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似乎羽林虎贲大部分是鲜卑人。同时也还有其他种族。如《魏书》四四《宇文福传》记太和二十二年（４８９）南讨，至邓城，孝文指麾将士，令宇文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断南军归路。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载孝文帝初年“简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为殿中武士”。《地形志》说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十州“永安（５２８—５２９）已后禁旅所出”。这十州原是鲜卑和高车麕集所在，可见直到魏末，禁卫军士是胡人担任。张仲瑀要排抑他们，因为他们是武人，是庶民，故而不使预在清品，并非因为他们是鲜卑而抑之也。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孝文帝汉化以后的北魏社会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的。《魏书》八一《山伟传》：〔肃宗〕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求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寒人进仕路狭，南北朝情形相同。南朝寒人或以武用见知，或因恩幸得进。代北之人，除了以武功见长外，无法升进。所以天下无事便不能“沾预”恩泽。传诏掌宣传诏命，本是很卑的职位参看《魏书》七一《裴粲传》。，要用他们，牧守子孙尚且来争夺，可见寒人之被压制，毫无保障了。
六镇之起兵是北魏灭亡的致命伤。六镇兵人之起而反抗，主要原因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说：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载他上书也说北魏初年是“高门子弟”去镇守北边。“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可见六镇的起兵和神龟中的羽林虎贲一样，也因为被摈于清流以外，才起而反抗。广阳王深把北镇兵士地位之低落归罪于李冲，理由含混，颇不可解。但太和年间为其转捩之点，大致可信。李冲是建议立三长的人。《魏书》五三本传说以前只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所以李冲建议立三长。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说他“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混天下一法”一语颇可注意。所谓“宗主督护”之制，大概是鲜卑部落制之遗迹，不编户贯，所以有苞荫。“混天下一法”当是废除这种制度，一律编户，统属于三长。《晋书》一一一《慕容载记》称仆射悦绾上书说：“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果然“出户二十余万”。前燕的“军封”疑即“宗主督护”一类性质的制度。一方面是承袭鲜卑部落旧制，一方面和曹魏以来军民分籍的办法也有关系。悦绾的建议与李冲的建议目的也相同。三长之立在孝文汉化之前，但其基本精神很相似。孝文帝是要糅合胡汉高门统治阶级，便于对庶民的压制。李冲是要糅合胡汉寒门，一律用三长制，没有人能再逃避赋役。“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利益归于政府，不入私门。这完全是从统治者榨取剥削的立场来施行的政策。或者因为李冲建议立三长，所以广阳王深把北镇府户之受剥削也归罪于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