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萨达特的纠偏革命和外交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与世长辞。同年10月15日，作为纳赛尔的副手，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年）顺理成章地当选为总统。但是纳赛尔的忠实信徒们对萨达特的当选充满了抵触情绪，形成了以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为首的所谓权力中心。萨达特于1971年发表五·一讲话，宣布将铲除所有权力中心。次日，他解除了苏联在埃及最可靠的拥护者阿里·萨布里担任的副总统职务。萨布里集团决定在5月13日萨达特视察解放省时将其暗杀。5月11日萨达特获悉了暗杀计划，5月13日下令解除了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的职务。萨布里集团的其他成员，如议会议长、国防部长、新闻部长、总统事务部长等人指望利用他们集体辞职的手段，使萨达特对军队、情报机构、宣传机构和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转陷于瘫痪，迫使萨达特屈服。但萨达特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将计就计，接受了他们的辞职请求，并乘机对内阁、议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国家权力机关进行了全面改组，一举清除了萨布里集团。萨达特本人把这场粉碎萨布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其后对埃及内外政策的调整称为“第二次革命”，又称“纠偏革命”。他说：“1971年5月15日及在此以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对1952年7月23日革命航向进行的纠偏。”

一、纠偏革命与政治变革

按萨达特的说法，纠偏革命是对“七·二三”革命航向的纠正，目的是回到“七·二三”革命的正确轨道。但实际上萨达特发动纠偏革命的真实目的在于铲除那些反对派，树立和巩固他的最高领导地位，克服纳赛尔留下的种种弊端，使“纳赛尔的埃及”转变为“萨达特的埃及”，并使埃及的内外政策统统打上萨达特的烙印。这样一来，纠偏革命不仅仅是对“七·二三”革命航向的纠正，还是对“七·二三”革命原则的突破和超越。

（一）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局面，逐渐向美国靠拢

纳赛尔早年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试图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之间保持平衡。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开创了不结盟运动，1964年在开罗曾举行了第二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纳赛尔在美苏之间巧妙周旋，从双方都获益匪浅。苏联向埃及出售武器军火，出巨资修建阿斯旺水坝。美国从1959年到1965年向埃及提供了大约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然而埃及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遭到惨败，纳赛尔在一份声明中指责美国帮助以色列侵略了埃及，致使埃美关系严重恶化。与此同时，为了使苏联帮助重建埃及军队以便收复失去的国土，纳赛尔不听铁托的劝告，欢迎苏联海军进入地中海。苏联海军取得了使用亚历山大港、塞得港和马特鲁港的特权，还将地中海特遣舰队司令部设在亚历山大。纳赛尔还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苏军顾问被派到埃军营一级单位，一切作战命令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为了保护埃及领空不受以色列的侵犯，纳赛尔甚至要求苏联人担任埃及防空军和空军司令。晚年的纳赛尔基本上放弃了不结盟原则。

萨达特十分清楚苏联在埃及的势力，所以，他在出任总统后为了防止苏联支持权力中心而插手反对他，不得不继续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并于1971年5月27日同苏联签订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以便排除因清洗萨布里集团而使苏联对他产生的不信任感。但是，苏联伙同美国，从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竭力在中东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以有利于各自在中东的影响。为了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萨达特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新式武器，通过以战迫和，达到收复失地，促使阿以矛盾的政治解决。然而，苏联当局出尔反尔，最后还是拒绝了萨达特的要求。萨达特被迫于1972年7月下令结束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在埃及的使命。萨达特的这一行动对苏联在中东的渗透和扩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为埃及突破“不战不和”的僵局扫除了巨大的障碍。所以，一旦萨达特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达到了这一战略目标后，权宜之计的埃苏“友谊”也就被抛弃了，并最终于1976年3月废除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收回了苏联海军对埃及港口的使用权，导致埃苏关系彻底破裂。

相反，十月战争停火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地支持使萨达特更加坚信这样一个事实：不能再同以色列打仗，只有依靠美国来解决旷日持久的中东问题。因为萨达特认识到：“不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满意还是不满意，美国已掌握着整个中东问题的钥匙，手中握有全部王牌，或者说它左右着中东问题。”

（二）推行政治民主化，恢复多党制

纳赛尔在世时实行绝对的一党专政，先有“解放大会”，继有“民族联盟”，后有“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简称社盟），从不容许其他政党的存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产生了种种弊端，诸如纳赛尔的个人独裁，政府部门的腐化堕落，警察机关的滥用职权和人民群众的担惊受怕。“六·五”战争的失败虽说主要是武装部队的责任，但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却难辞其咎。

萨达特担任总统伊始就有意改变纳赛尔留下的政治恐怖气氛。他不顾纳赛尔主义衣钵传人——萨布里集团主要成员的强烈反对，于1970年12月通过报纸公布了取消监管的命令，禁止电话监听之类的非法活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拍手称快。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后，一方面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萨达特对苏联彻底失望，同时对美国充满了希望。为了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靠拢，萨达特决定抛弃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对埃及的影响，引进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度。

1974年4月18日，萨达特公布了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十月文件》。其中明确指出：“要反对一党制的观念只有在社会主义联盟内出现多种思想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同年8月，萨达特又发表一篇报告，提出应该对社盟进行组织上的改革。该报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行业的知识分子赞成恢复多党制，农民、工人、家庭妇女则继续拥护社盟的一党制。1975年7月底，社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经过激烈讨论，决定在社盟内建立不同的论坛，拒绝实行多党制。1976年1月26日，萨达特任命一个由168人组成的“政治行动未来委员会”，研究如何在社盟内建立不同的论坛。从当年2月2日至3月9日，委员会召开了16次会议，建议在社盟内成立40个拥有不同思想主张和政治见解的论坛。萨达特对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修改，将拟议中的论坛数目减少为3个，即仅仅设立左、中、右三个论坛。

1976年3月，萨达特任命总理马穆杜哈·穆罕默德·萨利姆为中间派论坛——“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论坛”的主席，任命穆斯塔法·卡米勒·穆拉德为右派论坛——“社会主义自由论坛”的主席，任命哈利德·穆希丁为左派论坛——“民族进步统一集团论坛”的主席。这三个论坛以各自的名义参加了同年10月28-11月4日举行的人民议会选举。在总共360个议席中，中间派获280个议席，右派获12席，左派获2席，独立人士获48席。1976年11月11日，新一届人民议会开幕。萨达特在他的讲话中宣布，将三个论坛改组为三个政党：中间派改组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党”（简称“埃及党”），右派改组为“社会主义自由党”（简称“自由党”），左派改组为“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简称“集团党”）。

为了控制新政党的成立和约束其政治活动，萨达特于1977年6月20日颁布了《政党组织法》。其第4条规定，任何政党的原则、目标和纲领都不能违反伊斯兰教法原则，都必须保持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宁，都必须遵守社会主义制度。原华夫脱党总书记福阿德·萨拉杰丁随后在8月23日纪念萨阿德·扎格卢勒和穆斯塔法·纳哈斯逝世大会上，抨击“七·二三”革命及其思想和实践，宣布华夫脱党将恢复活动。经过种种艰苦努力，1978年2月6日新华夫脱党获准成立。新华夫脱党猛烈攻击萨达特对以色列的访问，有人甚至要求萨达特辞职。萨达特对新华夫脱党的表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针锋相对的打击。当年6月2日，萨达特颁布《维护国内阵线和社会安宁法》，禁止新华夫脱党主席福阿德·萨拉杰丁、副主席阿卜杜·法塔哈·哈桑等领导人参与政治生活。新华夫脱党被迫停止了活动。

为了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萨达特于1978年7月宣布终止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同时成立以他为主席的“民族民主党”，代替以总理马穆杜哈·穆罕默德·萨利姆为主席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党”。为了能够控制反对党的活动，萨达特动员他以前的狱友、原青年埃及党副主席易卜拉欣·舒克里出面，于同年12月组建了一个由政府操办的反对党——“社会主义工党”（简称“工党”）。这才使多党制得以名正言顺地存在。1979年6月，埃及举行战后第一次由多党参加的议会大选。结果在总共392个议席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330席，工党获29席，自由党获3席，无党派人士获10席。

（三）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滥成灾

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纳赛尔在世时一直对其严厉镇压，曾于1954年和1965年两次大规模拘捕兄弟会成员。但埃及在“六·五”战争中的失败，使纳赛尔的世俗主义路线遭到普遍质疑，乞求宗教的保佑成为一种广泛的大众心理。纳赛尔本人也不例外，他说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是“真主施加的考验”，是“真主意志的体现”。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仪说：“真主希望我们受点苦，以便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现实处境……真主以这种严酷的考验教训我们，只要我们改变观念，他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萨达特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战胜纳赛尔分子的挑战，也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他迎合社会公众的宗教情绪，在1971年9月11日通过的永久宪法中，添加了“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一个主要源泉”的规定。1971年5月16日，萨达特在视察爱资哈尔大学时表示，要把埃及建成一个“科学和信仰的国度”，其中特别提到“信仰”是“建设新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萨达特自封为“信士总统”，公开表示他的名字安瓦尔·萨达特之前还有“穆罕默德”。萨达特每周五固定前往清真寺，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做礼拜，为人民群众树立虔诚的榜样。在萨达特的倡导和支持下，埃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礼拜时间往往中断正在播放的节目，甚至人民议会在礼拜时间也常常休会。

萨达特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与穆斯林兄弟会总指导哈桑·班纳来往密切。1946年萨达特在坐牢期间，哈桑·班纳命人每月送给他妻子10埃镑钱，萨达特对此一直铭感在心。萨达特担任总统后，于1971年和1975年两次释放了关押在狱中的兄弟会成员。兄弟会成员在萨达特的关照下恢复了活动，于1976年7月未经批准便重新发行了《呼唤》杂志。新生的兄弟会在第三任总指导、《呼唤》月刊董事长兼主编欧麦尔·特勒麦萨尼（1904-1986年）的领导下，坚持其原教旨主义的一贯路线。《呼唤》在复刊后的第一期公开表示，它要为伊斯兰呐喊，为《古兰经》欢呼，为实施伊斯兰教法而努力。

然而，新兄弟会要求修改宪法，使国家进一步伊斯兰化的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却是与萨达特面向西方的现代化改革及其实现埃以和平的外交政策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不仅如此，新兄弟会依然敌视信仰基督教的埃及科普特人，反对他们提出的改善自身待遇的正当要求。兄弟会理论家优素福·盖尔达维于1977年出版了《伊斯兰社会的非穆斯林》一书，坚持认为科普特人作为非穆斯林只能在伊斯兰社会拥有“保护民”的身份，必须向伊斯兰政府交纳人头税、土地税和商业税，必须像穆斯林一样遵守伊斯兰教法，必须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感情。新兄弟会的过激言行伤害了科普特人的爱国热情，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导致了一系列流血冲突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迫于越来越强大的伊斯兰情绪和压力，萨达特一方面不断呼吁宗教组织不要干涉政治事务，一再重申“政治中无宗教，宗教中无政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于1980年5月22日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动议，将“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一个主要源泉”改为“伊斯兰教法原则是立法的主要源泉”。但是到1981年初，埃及国内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变幻莫测，萨达特的合法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尽管萨达特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使自己成为强有力的“信士总统”，但国内动乱的局面却在不断加剧，使萨达特及其政府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他愤怒，他后悔自己不该释放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说道：“早知今日，当时我就不会把他们从集中营释放出来。”于是，萨达特主动出击。1981年9月3日，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行动，逮捕了数以千计的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宗教人士、政治家和大学教授。此时的埃及已被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一个月以后，10月6日萨达特出席在开罗胜利广场举行的庆祝十月战争胜利的阅兵式，惨遭一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枪杀。

二、萨达特的和平倡议及其反响

萨达特时期埃及的对外政策与纳赛尔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充当的角色的认识不同，纳赛尔重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而萨达特则强调权力同现实利益相结合。对待阿拉伯国家，纳赛尔根据进步和反动，或者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原则加以区分，采取不同的政策。萨达特则不然，他重视与君主制国家的领导人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纳赛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忠于阿拉伯事业，即使它有损于埃及的利益，也不会改变。而萨达特恰恰相反，他谨慎而实际，制定任何可行性策略时都以埃及本国的现实利益为出发点。所以，萨达特在接任总统后不久，就仔细地权衡了埃及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及其利弊，他清醒地认识到，埃及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只有通过和谈才能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于是，萨达特的第一个出人意料的外交政策措施便是一项旨在缓和埃以关系的和平倡议。只是在该倡议失败以后，萨达特才下决心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以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同时，萨达特也认为，要解决中东问题，依靠美国的帮助比争取苏联的支持更重要。特别是在1973年十月中东战争以后，他更加相信，埃及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将更符合它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因此，萨达特的目标是把埃及的利益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改变纳赛尔把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同敌视美国相结合的政策，结束同以色列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正是由于持这样的政治主张，萨达特才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愿意同以色列缔结一项和平协议的领导人。

萨达特的第一个和平倡议是1971年2月4日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宣布的。此时离他出任总统仅仅只有4个月。这个和平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以色列的军队从苏伊士运河东岸撤至山口，埃及就愿意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立即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准备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这些主张是与纳赛尔时期的“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和平，不承认以色列，不同以色列谈判——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按萨达特的说法，这是一个“使整个世界都吃惊得目瞪口呆，迷惑不解”的倡议。结果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和平倡议。不仅埃及国内的萨布里集团反对它，认为人民群众会起来造反，而且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它，甚至连以色列和美国也没有对萨达特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的响应。以色列官方的第一个反应，是以色列总理梅厄于1971年2月6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作出的。她断言，萨达特只关心以色列的撤退而非正式和平。2月9日，她在内阁的一次长时间辩论后正式表示，鉴于萨达特最近的好几次谈话，他的和平演讲根本很难说是一个和平建议，因为其中没有一点是直接谈到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的，所以，以色列不可能撤军，除非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最终结束战争状态。同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对埃及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说：“现实说明你们是战败者，你们不能要求战胜者所要求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和平倡议虽然具有良好的动机和正确的方向，但它还是流产了。这是因为它还未臻成熟。一方面，由于萨达特政权本身尚未完全巩固，没有能力摆脱纳赛尔制定的政策轨迹，另一方面，以色列在军事上很强大，而且很自信。因此，只有在1973年十月战争证实了萨达特献身于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事业，并使以色列和美国都认识到埃及具有潜在的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之后，萨达特才在国内加强了他的权力基础，取得了纳赛尔从未达到的成就，也在美国的斡旋下迫使以色列在1974年1月14日和1975年11月4日签订了两个脱离接触协议，创造了有助于两国相互信任的气氛，从而使他有能力在1977年11月9日作出更大胆的决定：亲自到耶路撒冷去呼吁和平。

萨达特的这次和平倡议和主动行动，虽然在国内仍然不太受欢迎，阿拉伯世界也还是坚决反对，但得到了以色列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77年11月19日，萨达特的专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一举打破了实现埃以和平的外交僵局，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

萨达特在戏剧性地实现了对耶路撒冷的历史性访问以后，又连续作出了一些惊人之举，希望使他的和平行动取得更加具体的成果。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主持下，同以色列达成了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26日，埃以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埃以和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以色列军队将从它侵占的西奈半岛上完全撤出，此后埃及政府将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萨达特的和平倡议虽然没有能够全面解决阿以冲突，但最终导致了埃以单独媾和的局面。它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而且也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对比。苏联的势力再次被挤出中东，而美国则扩大了它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同时，美国同埃及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接近也使以色列感到更加孤立，从而为日后中东和平进程的全面启动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萨达特作为中东和平进程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是不能抹杀和动摇的。

但是，萨达特的和平行动也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就在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以后，阿拉伯国家立即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会，宣布拒绝接受该协议，指责萨达特背叛了阿拉伯世界，破坏了他们反对以色列的统一战线，从而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抵制和反对埃及的共同立场。其结果不仅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被危险地孤立了，而且也使埃及内政因反对派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的增长而危机重重。正如同以色列打仗一样，埃及为了实现同以色列和平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萨达特本人也因其国内政策和对以和平而惨遭杀害。

毫无疑问，作为既是十月战争的发起人，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开创者，萨达特在埃及和中东历史上的显著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他的骤然遇害减缓了埃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的深入发展，对中东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