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研究（第32辑）

过去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尽管在这期间中国的基层社会出现了一波城市暴力兴起的大事件，但总体上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这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却滋生着动荡。如何理解这一中国经验？本书尝试从基层的视角，从微观机制的角度，探讨亨廷顿悖论何以在城乡中国的治理图景中失效。

中国正处于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改革、法律政策安排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实现。文化发展作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其政策设计和流变也置身于时代变革中。本书通过对社会结构变动的考察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权力关系及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文化政策制定与施行带来的影响，找到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文化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影响文化政策设计的重要因子，从而构建出

本书从北京市民的户籍人口、家庭收入、妇女就业、居住与出行、家庭关系、家庭娱乐等方面关注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民社会生活方式，着重梳理并凸显其中的演变轨迹，再现在新思想、新精神的指导和影响下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从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家庭的关联与互动，也可了解政治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这对于研究及解决当今家庭伦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书认为，机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制度公平正义的目标是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书中从制度正义切入，探讨农民工的生存机会、发展机会的公平问题，指出要从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机会和公共服务分享机会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公平制度规范，做到农民和市民同等对待。

本书围绕法国理论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重要概念“习性”，对其实践理论做了微观剖析。本书梳理了布氏“习性”概念中“结构化结构”和“结构性结构”的继承与创新，从心智、身体两个角度切入“习性”概念，指出习性与社会的结构性同源特点，总结习性作为心智系统的运作方式。通过讨论习性以身体各形态所承载的社会结构的外化，分析了现存社会中区隔的现实，并结合习性与场域、象征资本的关系，论证习性在布氏实践逻辑中的重要性，从

《家庭与性别评论》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集刊之一，展示了海内外围绕家庭与性别领域相关专题的多样化视角和最新成果。本期以近年来家庭性别领域讨论较为热烈的亲职与育儿为主题，展现了有关母职变迁、女性作为母亲的体验、儿童教养方式及抚育的社会支持变迁等不同切面，收录的文章涉及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母职的经纪人化、菲佣母亲的信息沟通技术、在线母职书写、杂志中的亲职话语、集体化下的童年等多个研究内容。

本书是“大爱之行－－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并重。书中研究团队基于对社工事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的反思，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编中的案例研究的内涵值得其他社工同行在开展研究及项目时借鉴及参考，而“大爱之行”项目实施所积累的经验也可为政府创新社会治理和职能转移提供重要的示范的参考。

面对不利的现实条件（客户相对分散且不确定在场）和快递公司正式制度的双重约束，快递员在日常收派快件的过程中，通过与各类客户发展熟人关系，适当软化了快递服务合同，这被称为服务合同约束软化。服务合同约束软化既能提高快件收派的时效性，又能化解客户投诉带来的快件收派风险，在信息不对称、成本—收益结构不稳定和多元化约束机制的条件下极易发生，是我们了解服务行业的重要分析视角。

反贫困行动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世界范围内，反贫困也是永恒的话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都是存在的，反贫困以及应对贫困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本辑关注的核心议题即反贫困社会政策，以及不同国家在反贫困社会政策方面的实践。